每个人都有一套治国良方――读陆文随记

每个人都有一套治国良方――读陆文随记
牧师羽良

每个人都有一套治国良方。有时候我在出租车里，听着出租车司机念叨这个社会的不公，念叨他觉得应该如何如何，经常在同时想一个问题：我这样的知识分子，还有那些比我更大的知识分子，到底我对这个世界该如何改造的想法同这个出租车司机有什么区别呢？

想来想去，如果一个比一个的话，只能说技术含量有区别，但放在社会里没什么区别。我觉得自己心理那种假如老子一朝掌权，天下如何如何的念头，是和出租车司机和几岁娃娃没什么区别的。好像中国人一辈子最难处理好的就是自己和社会的关系，不知道该怎么把自己和社会联系起来，无数次的用自己去代替社会做决定，这是专制社会下每个人自我的专制心理循环？？

记得安替跟我说过一件事，说佛里德曼大半年前写过一篇短文发在媒体上，老头儿开了一个方子治疗恐怖主义，老头儿觉得让那些伊斯兰国家开放市场，进而改革政府，自由市场和随之而来的民主会自动清除恐怖主义的土壤。安替说他的boss对他讲：very
good idea, but nonsense.

中国的经济学家其实最爱说的就是佛里德曼这个场合说的这句话。只不过在美国的弗里德曼喜欢加的前缀是"I
think..."，在中国则变成了"Listen to me, We must..."。

没有代议制那个装置，我们就注定谁也说服不了谁。这是一定的，但是张维迎的脑袋理解不了是为什么现在不懂经济学也不认识他的出租车司机也会说他没良心。其实把他换位成出租车司机，也是一个样。没有那么个装置，这个社会就永远是所有人和所有人在试图说服所有人听自己的，于是，能不能让所有人听你的，就不再是个如何得到授权问题，而是个如何能够掌权的问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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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不是由商品和资本构成，而是由无数次支付构成。人人在支付中交往和学习。
--论中国经济学研究者的不是在研究经济

by 陆兴华

〖1〗本文要讲中国的经济研究者常忘了自己是在做社会科学，而是钻到社会的政治中去了。

一个民主社会里最重大的政治是两件事，如何抽税和如何用税款来办公用事业，the management of public money,
public spending。

经济学家应该中立地来讨论这种如何使用分款来达到更好的社会公正，他们是专家。他们至少不要忘了，他们在社会和媒体中的写作，是政治的。是在影响集体政治意志的凝聚，影响公共政策的方向。

中国公共政治几乎还是空白，全体公民无法以通过民意渠道及其政治代表来讨论如何使用全国的公款，独裁者无兴趣来把脑筋用到这里，于是，阴错阳差，经济学学者以谈经济的名义，来承担了这种全国性政治的重点的讨论。

再说一遍：在民主国家里，抽税、公用事业和经济势头这三样，几乎就是政治的全部，别的社会问题在政治讨论中都是第二位的。在中国当前，经济问题讨论之混乱，又与我们的没有议会这种民意和政治装置相关。从议会到媒体的话语和政策一通畅，经济学学者就用不着象他们现在感到的那样替我们日理万机。他们只好缩回大学做研究。

〖2〗我讲过研究社会是七种主导眼光之外，自己还可以另找我的。但你顺着一种眼光来观察社会时，应该向你的读者坦白，你偏局在哪种角度，也就是在哪种approach下来看社会的。人不可能全方位来观察社会的，就象你不可能同时观察到硬币的两面。

中国的经济学家面对这样一个卢曼说的观察悖谬。

但狗日的中国知识分子没有一个不是这样的，人人都有全方位的眼光，所以其眼光全是空荡荡，象儿童端着照相机的乱拍。

〖3〗我们下面全是从卢曼的观察社会之经济的角度来看社会中的经济或经济与社会的关系。

他的看法是这样：经济总是要脱开社会自己成一个运行系统，高度自治的。经济不是由商品和资本构成，而是由无数次支付构成。人人在支付中交往和学习。本来，我们会受政治、道德和宗教影响的，但由于支付中的赤裸裸的钱的关系将其余的这一切都还原，所以，它使我们的经济行为真实。支付使经济使社会真实。

社会象儿童，经济是陀螺。是一个很听话的陀螺，儿童抽它一鞭子后，就想走开去玩别的了，只要它在那儿自转，想起来了，才再去抽它一次。

社会不搞经济，经济在自搞。社会通过政治来决策，作风险决策，作利益和偏好所决定的集体政治选择。

经济问题不是经济本身的问题，而是全社会关于如何来搞经济的意见不一而造成的政治僵局。经济学家常常不是象钳工或工程师那样去解决经济中的"问题"，而是象牧师和诡辩家一样煽惑民众，在几种看上去一样好听或危险的选择里作出选择。经济学家在在教导和建议全体民众对选择作出选择。

在独裁和专制社会，由于那些愚蠢的党人和英明领袖弄不懂关于经济的那套术语－－经济学家其实也并不是象接生婆那样真懂孩子怎么生，会从娘胎里伸手去掏出孩子来的，他们也就是懂了点谈经济的术语而已，其有关的数学公式降低一个模态后，也仍是术语。独裁经济里的经济学家所以自比巫师，想比谁的话更"灵"。

〖4〗经济学家是社会科学工作者。他们只在搞自己感兴趣的种种"社会理论"。

所以，这些武大郎们也都遇到这样一个悖谬：不对社会有一个总的看法，就不可能对其子系统－－经济系统－－有一个可靠的看法；反过来，不对经济子系统有一个可靠的"社会理论"，对于社会也不会有一个可靠的总的看法－－但他们总是已经大言不惭地对社会应该怎么样先发言。

〖5〗他们碰到的另一个悖谬是：经济学家也都是落在社会分工里的，一个是从货币供应角度，那个是从通胀周期角度，经济学家自己就不是从同一角度去看经济中的问题的。也就是说，经济学家自己也是先有了社会劳动分工，才获得观察资质，才有看法的。而张维迎们总是隐瞒自己的劳动分工来向社会发言的，把自己的观察当真是全景式的。

也就是说，货币供应方面的经济学家，只有在其小组和领域里，其话语才有合法性；但他们一到全国性媒体来说话，就是在百姓面前老三老四了。把他们的话捉回到其研究者共同体，其实还是要同行间就先打破了头的。

上面讲了，经济学家讲的社会中的经济行为选择，是不同于复印机修理工和心脏外科大夫传授的那些技术。经济学家只是在劝说我们对选择作出选择而已。是无法作出跟踪比较的。弗利民老说劳工部听了它的建议，后来问题就迎刃而解，这里严重地忽视了一个关于时间和历史的问题：听了另一条建议可能也一样管用或更管用，但时间走过了，历史条件不可重复，不能证明另一条建议比你这一条更好的了。经济学家靠这一点才能做巫师而仍充专家。

不是要贬经济学家，我再贬也就是说：经济学家最多也就是一个社会科学研究者，只在向我们提供各种三脚 猫式的社会理论而已。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