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erbert Gintis等人的学术贡献，以及跨学科中心的补充

Herbert Gintis等人的学术贡献，以及跨学科中心的补充

汪丁丁

我不知道在座各位从金迪斯教授的外表能不能推测出他的资历来？以下是我从他的简历里摘录出来的部分内容：他是宾夕法尼亚大学的数学学士，1961年；哈佛大学数学硕士，1962年；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1969年。作为对比，我们知道，诺贝尔经济学家麦克.斯宾塞的经济学博士学位大约是1973年的。所以，金迪斯教授的资历很深。1969年到1974年，金迪斯同时在哈佛大学的经济学系和教育学院做讲师。所以，金迪斯教授早期的许多工作都是批评性的教育经济学研究。

金迪斯教授现在担任着一系列职务。中国读者比较熟悉的也有几个，其中一个是麦克阿瑟基金会的"经济环境与社会规范和偏好演化"的联合主任之一――另一位主任是Robert
Boyd。在最好的经济史学家英国的马克・布劳格编的《经济学名人词典》里面，金迪斯被列为1700到1986年期间最重要的经济学家之一。

在金迪斯教授已经发表的上百篇论文当中，我选取若干篇，宣读它们的标题，让大家对他一生努力的思路或者研究方向的转换有一个大致的认识。

金迪斯教授在1970年5月号《社会主义革命》上发表了"新工人阶级与革命青年"一文。那时，正是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和法国的"五月风暴"影响了全世界青年人的时候。从这篇文章，我们可以想像，作为当年美国青年的佼佼者，金迪斯的思想是很激进的。

在1973年2月号《哈佛教育学评论》上，他发表了"走向教育的政治经济学"一文。我们知道，《哈佛教育学评论》是教育学最权威的杂志之一。1972年11月，他在经济学最主流的杂志之一，哈佛大学经济系主办的《经济学季刊》即Q.J.E.上，发表了"关于福利经济学与个人发展的一种激进分析"。我估计，这也是他在主流经济学杂志上发表的第一篇重要文章；1980年，在《Notre
Dame Studies in Political
Economy》上，金迪斯发表了"正义的政治经济学"。至此，我们已经可以看到金迪斯思路的转变轨迹。同学们，你们了解金迪斯的思路的转变，对于你们来读他的这本文集是很有帮助的。1984年，金迪斯开始了他与桑塔费学派的另一位重要成员，Sam
Bowles教授的长期合作。他们第一篇重要的合作论文，是"经济学中的价值理论"――回顾从斯密到马克思的古典经济学价值理论在经济学中的地位。1991年，他发表了两篇我认为很重要的文章，这两篇文章都发表在《边缘》杂志上。我个人很喜欢"边缘"这个名字，它与我在《财经》主持的"边缘"栏目具有同样的对市场经济中的弱势群体的关怀。这两篇文章的题目分别是："社会主义的未来"和"贫困与财富"。因为，我们知道，1989年，"社会主义阵营"瓦解了。所以，1991年金迪斯教授写了这里介绍的第一篇文章，其用心是显然的。第二篇文章，"贫困与财富"，各位从题目就可以想象它的内容是什么。1993年，金迪斯与Bowles合作，在《激进经济学手册》里发表了"经济理论中的权力"。2000年，金迪斯与Bowles合作，在《善良社会》（The
Good Society）杂志上发表了"社区与互惠性"。在这篇文章中，我们注意到，开始出现了"互惠性"一词，这一语词是现在摆在各位面前的这本文集中最重要的一个概念。

金迪斯2000年以来的工作成果的一部分，我们"跨学科中心"已经翻译出来，并且已经由上海"世纪出版集团"出版。稍后，这本书的各位译者中，将有四位到这里来发表演说。

对于金迪斯教授的学术工作，以及对于现在我们已经翻译出版的这本文集，我现在打算从我们"跨学科中心"所坚持的学术立场，提出三点补充看法，作为一种评价，或者作为我们跨学科中心的学者参与到桑塔菲学派的研究工作中来的一种方式。

第一点补充：在这本文集中，以至在整个桑塔费学派的工作中，还应当包括实验经济学和神经经济学这类研究领域，有一个问题是无法回避的。这就是，我们必须对"合作"和"竞争"这两概念作进一步的界定和区分，而不是仅仅广泛地使用这两概念。

今天这个研讨会上，我们将会不断地提到"合作的发生学"或者"合作是什么"等议题。但是我们不应忘记，在主流经济学教科书里面，那里讲的全都是"竞争的发生学"，或者竞争的种种形态。但是你真的能够区分什么是合作、什么是竞争吗？在去年10月份的《神经呈像》（NeuroImage）杂志上，发表了Decety等人的一篇论文，"用核磁共振脑成像仪来研究合作与竞争的神经元基础"（the
Neural Basis of Cooperation and Competition: an fMRI
Investigation）。在这篇文章里，作者们报告说，人在决定合作或决定竞争的时候，脑区的激活虽然有一部分重合，但也有一部分是不重合的。重合的脑区主要有两部分――社会认知的中枢和"中脑系统"（学名为"外缘系统"，limbic
system）中关于"场境记忆"和"社会认知"的部分。但是更重要的部分，是那些不重合的脑区。当人在"竞争"的时候，他的"ACC"（antario
cingulate cortex，前扣带回）部位，我们通常推测那是"自我意识"的中枢，那里被强烈激活，因为他必须意识到他的自主性和自我，正在与另一自我的自主性相对立；而当人在"合作"的时候，被强烈激活的是大脑的右侧，与情感活动密前相关的脑区，因为它必须介入"社会认知"过程。这种区分，对自我意识的哲学论述具有本体论意义，它从科学上向我们表明，合作，毕竟不能混淆于竞争。合作和竞争，是有待进一步界定的社会科学的两个基本概念。我只在这里向各位指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尚未解决的问题。各位在思考这一问题时，可以参考Milgrom的工作，在2001年"哈佛讲义"里，他用"super
modularity"来刻画"合作关系"。在Paul Milgrom之前，1980年代，威廉・鲍默尔曾经用"super
additivity"来刻画与"合作关系"类似的生产关系。

第二点补充：这也是有待于我们的年轻学者们将来有所推进的研究课题。那就是，演化的思路与静态的思路如何建立某种统一视角的问题。或者说，是黑格尔所谓"历史与逻辑的统一"的分析框架。如果我们仅谈"演化"，我们的话语就缺乏逻辑说服力；如果我们仅从逻辑的思路来讨论社会理论，我们的话语就难以令人信服地解释"演化社会理论"要解释的以"变动"为特征的社会现象。关于"历史与逻辑的统一分析框架"，在和叶航教授、罗卫东教授经过多次讨论之后，我认为，在任何社会里，下面的三个思想维度是非常重要的和不容忽视的。

第一个维度是对于"个体性"的尊重。在任何社会里面，我们都可以而且应当讨论自由与民主等问题，这类问题可以被置于对个体性的尊重这一维度内，尽管，"自由"与"民主"，作为基本的社会科学概念，还会有这一维度无法容纳的含义。从"阿罗定理"的角度看，我们也可以把这一维度称为"非强迫性"。

第二个维度是对"实效"的关注。这或许相当于叶航教授所说的"适存度"，或者相当于经济学所说的"效率"。总之，任何打算长期生存下去的社会都不能忽视这个维度。经济学家和生物学家已经在这一维度上有许多论述，此处不赘。

第三个重要的维度是"多元的价值观"。这也是我们没有办法完全放弃的维度，一个社会，如果没有多元价值观，但有自由，有个性的自由发展，这几乎是不可想象的，是不可能的事情。

由此，在上述的三维空间里――我更倾向于把它叫做"三维度的思考方式"，我们可以把阿罗、森、以及Myerson等人用数理方法表达的各种"不可能定理"表达为这样的陈述：一个社会同时在以上三个维度上获得无限的扩展是不可能的。这就是诸"不可能定理"在"演化社会理论"中的含义。

现实的社会演变，总是在这三个维度中加以权衡的结果。如何权衡？这就是演化社会理论需要回答的第二层次的问题。这里，可用的理论资源包括：布坎南的立宪经济学；社会学家们的许多工作，包括韦伯提出的"观念决定行为"的思路；还有"偏好"的生成问题，如Bowles教授发表在《经济文献杂志》（J.E.L.）上的"内生偏好理论"，以及最近日本学者Takahashi等人发表在《神经呈像》（NeuroImage）杂志上的文章："关于羞愧与内疚的脑成像研究"。

总之，演化社会理论的"使命"是什么呢？我觉得，在未来的中期内，演化社会理论的使命就是为演化的（生物学的）社会分析提供令人信服的逻辑基础。在这一方向上，为了完成上述使命，我的建议如下，这也是我今天要提出的第三点补充：

第三点补充，我建议把"理性"概念替换成为"情境理性"概念。我觉得，这是最有可能取得突破的思路。但是有些年青人对我采纳"情境理性"概念提出了令人尊重的不同意见，他们对"情境理性"的理论可行性提出了怀疑。我也同意他们的这种怀疑，但是，毕竟，我曾经多次介绍过什么是"情境理性"，因为我认为，它还是最可能取得理论突破的一个研究方向。

以上是我的三点补充。

以金迪斯教授为代表的这一群学者所做的工作，现在已经逐渐为世界主流学术界接受。在全球学术界所重视的这个方向的研究工作中，我认为还应该介绍一下费尔教授等人的工作。瑞士苏黎世大学的费尔（Ernst
Fehr）教授和他的合作者，去年12月份发表的一项重要研究成果（我们这本文集里尚未收录），题目是"人类的利他行为，一种经济学的、神经学的、和演化论的前瞻"。这篇论文发表在一本很重要的、专门发表不成熟但非常权威的看法的杂志上，这本杂志叫做《神经生物学中当前的看法》（Current
Opinion in Neurobiology）。这是非常重要的一本杂志，相当我们经济学界的"news
letter"，专门发表那些最新的、最有希望成功的前沿的创见。

这篇论文综述了这一领域内神经学的、经济学的、和演化论的工作。这个综述所报告的两件事情，可以支持我对"情境理性"的看法。费尔教授报告指出，不公平的分配方案激活两侧岛叶（insula）的程度，在"人－机"博弈中比在"人－人"博弈中弱得多。也就是说，当你面对一个不公平的分配方案并且知道博弈对手不是一个人，而是一台电脑的时候，你的岛叶激活的程度要弱得多。这说明，"公平"感明显地、强烈地依赖于"社会情境"（social
context）。换句话说，我们脑内长期演化形成的神经元网络，并不全部都是在几百万年前就被决定了的，它有很多部分，它们是被激活还是不被激活，在何种程度上被激活，并不仅仅取决于基因，而是更多地取决于社会情境。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实。"理性"，到底是"情境理性"呢？还是逻辑学家假设的抽象的理性？这是非常重要的社会科学问题。

今天，在这里，我不能详细介绍更多学者发表的类似工作。例如，简单提一下，Tania Singer等人在2004年关于"面孔的道德识别"的研究报告，也非常重要。

这一系列工作，在任何一个场合，我都几乎没有时间全部介绍。我已经遇到三次这样的情况了，没有办法结束我的报告，在华师大、在清华，都发生过一样的事情。重要的研究成果太多，这些成果可以激发经济学家和其他学科的学者的很多思路，但是我没有办法对听众完全表达出来。今天，我也只好停在这儿，我一共讲了三点。我的报告就此结束。还是不得不像以前那样突然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