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法治主义”：且看郎-吉柯德的新长矛

"新法治主义"：且看郎-吉柯德的新长矛
 
吴强

郎监管又发宏论。这一回，不是以"企业社会责任"批评上市企业老总们盗取国有资产、侵害中小股民利益，著名的郎咸平教授祭起的是"新法治主义"，他要为整个市场、乃至"所有社会群体"订立游戏规则。

仿佛，英勇的郎-吉柯德同志，端着"新法治主义"的长矛，从市场经济无边旷野的天际闪现孤独身影，沿着伟大的堂-吉柯德骑士留下的足迹，向一座巨大的风车冲去。

郎咸平教授的苦心和抱负当然不难理解。几年前，怀全美排名第一沃顿商学院亲授屠龙密技、辗转登陆的郎咸平，从上市企业治理结构发现了证券监管的问题，又从企业家的种种不端看到"全民纪律"的必要；今天，他再从新政府的"以民为本" 出发，重新诠释法治。

跟北大教授潘维若干年前鼓吹的赤裸裸的威权主义的"法治"不同，郎教授的新意在于掺进了民本的包装，假设人民的利益便是国家的利益－－不若潘维视人民为刁民；近而，将企业老总和据说为他们的市场投机行为提供合法性的"新自由主义"当豺狼，呼吁所有人服从一个俾斯麦式的铁腕权威，"保护公共财产，实现社会正义"。

好一杆威权主义的丈八长矛！诚然，不仅上市企业有问题，整个中国市场经济的游戏规则似乎都在鼓励投机、圈钱。市场监管者从证券、银行监管的职能部门到国资委、地方政府的行政当局，其政商勾结、串谋也在青岛国资委接管海尔中建的暧昧中被郎咸平揭露无遗。

郎教授最欣赏重商主义，最是心议俾斯麦依靠强权国家建立社会市场的德国模式、依靠国家干预规制市场的美国新政模式。在他看来，连香港证监官员都难以领会香港严格监管原则包含的普通法精神和经验主义，强大殖民母国不可或缺；中国大陆能够适用的只有"加强中央集权，建立起一套由上而下由外而内的纪律"，"纪律才是强国的根本"，杜绝市场机会主义的根本。

若从经验来看，郎咸平强调国家作用这一点并不错。问题是，难道"新自由主义"要为此负责，只有在郎-吉柯德同志挥舞的拿迫仑式的谮权和专政长矛的攻伐下，才能带来真正的共和或者正义？好一个耸人听闻Made in Lang的魔鬼幻象！

且不说，自弗里德曼80年代访华之后新自由主义一直受到高层的特别警惕，90年代以来，中国经济政策的重心一直就是以改善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为重心，这也是中国经济决策部门同期与世行、美国财政部等机构的合作重点，包括实行分税制、强化人民银行独立地位等等的改革。

在中国市场经济发展的进程中，国家能力确乎低下，几难以主导制度发展，但原因并非地方诸侯或者企业家们的坐大，而是国家本身早已为庞大官僚政府所僭取。同时，市场经济和国家建设的真正推动者，从开始到现在，就是从下而上，从民企到国企，从地方到部委，企业家通过与条块党政官员的紧密联系，亦即企业的社会嵌入网络，取得贷款和土地资源，逐渐发展，才可能逐渐主导与政府部门的讨价还价，突破政府对经济和社会的过度控制，地方政府在这一过程中获得事后分利和政绩。如此利益缠结的市场，恰是今日中国政治之写照。

这就是"市场便是政治"的嵌入法则，中美亦同。斯坦福大学经济社会学家格兰罗夫特(Granovetter)于1973年率先发表他所观察到的嵌入现象(Embeddedness)，加州大学社会学教授弗利根斯坦(Fligstein)1996年基于已经蔚为潮流的市场－企业网络理论，提出"市场便是政治"的假说。美国学界的社会网络学派研究重镇――加州大学埃尔文分校的学者们，近年来更推广了弗利根斯坦假说，指市场是具体地嵌入在社会和政治网络之中，企业天生的投机冲动和利润最大化倾向，犹如社会运动一般要时时挑战既有制度规则，结果就是在企业与国家的谈判过程中，企业、国家和制度均得到发展。

如此市场发展，同时也是国家建设的过程。可惜，当社会面临普遍的信任缺失，投机主义泛滥，不存在任何有效且有效率的规则情况下，人们便容易产生一个中央集权的幻觉，以为依靠一个横空出世的铁血宰相，或者经济沙皇，还有郎咸平教授的的"新法治主义"―― 一个拿迫仑式的僭权实体，似乎这个利维坦会一夜之间就能搞出一套完美的游戏规则，大家只要遵守纪律，"国家"便能富强。

这是何等熟悉的一种恐怖？郎-吉柯德同志挟重矛相向的，不是那妨碍真正主权国家的利维坦，却是这一过程中自发生成的企业社会结构，似乎他们才是国家和人民的公敌。而这一企业嵌入的社会政治关系网络，本来是国家重器之所倚，几乎唯一勘与谮权者相博弈的社会主体之一。郎咸平却以民粹主义为号召，中伤之，国家在此刻仿佛也真的如拿迫仑谮权时口称的"以人民的名义"竟然不可思议地等同与人民。我等身为人民一分子，除了脚底油然的寒气，居然没有半分的喜悦。

风车犹在，魅影只存乎心。

作者为德国杜伊斯堡大学政治学博士候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