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丁丁：食品安全、严刑峻法与哲学王

食品安全、严刑峻法与哲学王

□ 汪丁丁

 

治理者的合法性，在目前中国社会所处的状态内，最终依赖于大众对他们的治理者是否有足够智慧所达成的共识。

道德自律失灵之后，严刑峻法是唯一能够增加食品安全程度的途径。         道德自律失灵之后，严刑峻法是唯一能够增加食品安全程度的途径。这一原理，熟悉巴泽尔关于三类监督方式的论述（参阅巴泽尔新著《国家理论》，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的读者明白。不熟悉这些文献的读者，不妨继续读下去。         在自给自足的经济中，例如中世纪晚期的欧洲庄园，商业活动的价值降至极低点，为数不多的集市只是人们寻找娱乐的场所而非大宗交易的机会。庄园的领主们只能在自己家里制作庄园生活所需的农具、食品、服装、酒和肉，以土地、劳动和耕种活动为出发点，自己生产供自己消费的物品，不依赖商业与货币。在这样的经济社会里，食品是安全的。         当手工业生产者和农业生产者之间发生经常的交换时，如果商品经济的范围足够小，那么交易双方都会充分意识到诚实行为对长期利益是至关重要的――所谓"多次博弈的囚徒困境合作解"。这里出现的合作行为，基于巴泽尔分类中的所谓"第二方监督"的有效性，即交易双方相信对方有足够强大的察觉和惩罚不诚实行为的能力。另一方面，如果商品经济的范围很大，例如，超出了私人联系的范围，转化为远途贸易和国际贸易，那么，只要交易双方分享共同的宗教信仰，他们也能够充分意识到诚实行为对长期利益的重要性――一些经济学家论证过，人们在"天国"里的收益是一种长期利益，只要他们当真相信并期待着这一收益。基于对来自天国的收益的预期，人们维持着诚实行为。根据巴泽尔的分类标准，这种行为是基于"第一方"监督（即道德自律或爱心）还是基于"第三方"监督呢？这里，第三方监督特指"上帝"的监督，当然，基于人们对上帝权威的敬畏。         唯有我们当代中国人，经历着"千年未有之变局"和"礼崩乐坏"的社会文化的转型，既不相信有来自天国的收益，又不相信自己的诚实行为能够说服并诱致他人的诚实行为。我们似乎只相信个人利益的道德合法性，从而只接受愚昧的利己主义信条――"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这一信条在西方已经转化为"启蒙了的"利己主义信条――"追求自己的幸福并且不侵害他人追求幸福的权利"。         进入21世纪以来，我们的生存在它最基础的层面，即提供"安全感"的层面发生了危机。连篇累牍，我们在报纸上见到关于国内食品和日常用品普遍不安全的报道。从这些报道我们注意到，导致最近五年千百宗食品危机案件更深层的原因，是所谓"道德底线"的瓦解。来自大众媒体的这一社会诊断，我认为十分准确。         工业社会的食品加工链条已经足够迂回以致大多数消费者难以获得在市场上直接检验食品是否符合安全标准的技术手段，尽管今天我相信，向消费者提供简便廉价的检验手段这一领域内存在着巨大的商业利润，我希望见到明智的企业家们在这一领域获取高额利润。不论如何，食品加工的技术链条已经漫长到让我们大多数消费者难以根据简单的生活经验来判断食品是否安全的程度，这一情形在制度经济学里面叫做"信息不对称"，信息在食品生产者和食品消费者之间的配置，非常不对称。         在信息非常不对称的商品市场里，经济学家都知道，由于斯宾塞的研究（他因此项研究而分享了2001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存在着被斯宾塞称为"柠檬原理"的"败德风险"和"逆向淘汰"，这一过程很可能达到这样一种糟糕的均衡状态：没有诚实的生产者愿意进入市场，也没有诚实的消费者愿意进入市场，这一均衡态被称为"市场崩溃"。         为挽救市场，把市场过程从走向"崩溃"的均衡扭转到更符合大众利益的正常均衡状态，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分享了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认为，必须由一个合法的政府来强迫人们实行合作。他并且提出"市场失灵与政府失灵同样危险"这一著名的所谓"反市场"的判断。         很糟糕，当代中国社会正在经历的最严重的危机是：不仅市场因道德基础的缺失而失灵，而且政府也因道德基础的缺失而失灵。也就是说，我们正承受着市场与政府"双重失灵"给我们带来的危害。         于是，我想到了柏拉图在《理想国》里描写的由"哲人王"治理的社会。对于我们这一代经历过文化革命的中国人来说，让哲学参与治理国家与社会是一种近乎荒唐的设想。但是，我们不能忽视"逻辑的力量"，既然任何一项交易及其收益只能通过巴泽尔划分的那三类监督方式得到落实，既然在这三类监督方式中，我们已经不能指望道德自律和基于信息对称的第二方监督，那么，唯一可能让我们继续交易的，即唯一能够让我们维持市场经济活动的，就是第三方监督，也就是借助于国家或其他形态的暴力，强迫我们保持诚信。         这一以暴力为最终威胁的第三方监督，它的合法性，对于一个承受着市场与政府双重失灵的社会来说，于是变得至关重要。我不打算论证，但我要告诉读者，关于这一问题，我思考了足够长的时间之后得到的结论是：治理者的合法性，在目前中国社会所处的状态内，最终依赖于大众对他们的治理者是否有足够智慧所达成的共识。■